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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相关世俗经济等
宋代的“公债”
内容提要：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“公债”制度，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，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。所借包括钱和粮食、绢等物品。借贷的方式，多属强制性的。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。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，以及偿还的方式、名目。“公债”几乎全是因为军费，是筹措军费、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，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。然而并无一定之规，制度化程度较低，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。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，弊端百出，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，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关键词：宋代公债军费财政
宋太祖曾经说过：“富室连我阡陌，为国守财耳。缓急盗贼窃发，边境扰动，兼并之财，乐于输纳，皆我之物。”南宋陈傅良对这一策略极为推崇，认为这是宋初“不务科敛，不抑兼并”政策的原因，“所以赋税不增，元元无愁叹之声”①。宋太祖放水养鱼，听任地主经济的发展，本意之一就是藏财于民间，以便遇到军国大事时可以紧急调发。那么，这一策略能否落实呢?宋哲宗元祐二年，右谏议大夫梁焘的一段话做了解答：“祖宗之朝，京师之民被德泽最深，居常无毫发之扰，故大姓数百家。庆历中，西鄙用兵，急于财用，三司患不足者数十万。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，一日而足，曾不扰民而国家事办。祖宗养此京师之民，无所动摇者，正为如此。”②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时，三司财政有数十万贯的军需缺口，便向京师开封的数十户富家大户求助，很快便得到解决。这一事例说明宋政府是实行了民间借贷的，而且效果良好。但这条史料没有说明是如何实施的，也即用什么方式取财于民间的呢?虽然有个别的无偿捐献，但绝非主流。③经考察，宋代实行有向民间借贷的“公债”制度，此即一例。由于史学界从未注意到这一重要史实，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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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陈傅良：《历代兵制》卷八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②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九六，元祐二年三月丙子，中华书局1979—1993年版。
③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(中华书局1988年版)卷二○，建炎三年二月辛未载：“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万缗，以佐国用。上不纳。辅臣言：‘版计无阙。’或曰：‘曩已纳其五万缗矣，今却之，则前后异同。’乃命并先献者还之，仍诏‘自今富民毋得辄有陈献。’”
一
向民间借贷的官方(不包括官员私人借贷)，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，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。所借包括钱和粮食、绢等物品。如宋太祖乾德元年，荆南高继冲依照五代十国时的陋习，“托以供亿王师，贷民钱帛”，后被宋太祖制止。①嘉祐八年四月，宋仁宗死，按惯例要赏赐全国官员、军兵。知谏院司马光言：“传闻外州、军官库无钱之处，或借贷民钱，以供赏给。一朝取办，逼以捶楚。”②宋英宗及宋神宗即位之初，同样要优赏天下官员、军兵，“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间，故有三两路州军尝借于坊郭富民，然亦即时辇还”③。赏赐必须及时，但钱物的到位、准备有个过程，为防止军兵借口骚乱，有的地方只好筹借于民间。其中京西南路原本也打算借贷民间以应急，长官郭申锡不同意，动用了朝廷的封桩钱，并宣称：“有责守臣任之。”④宋哲宗绍圣年间，越州公使库累年积欠民间钱多达100万贯，经新任知州将近1年的努力，才予偿还。⑤北宋末年，由于杭州“军贼未殄，所屯诸军保甲计日已久，糜费不资。而两浙漕司尽所有以供亿，今已匮竭，至于借贷民间，以应军须”⑥。财政危机，需要向民间借钱才能应付军需。宋徽宗宣和六年，尚书右丞字文粹中言：“近岁南伐蛮獠，北赡幽燕，关陕、绵、茂，边事日起……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，欠民债者一路至数十万计。”⑦由于战事和供奉皇帝等原因，官方财力有限，各地政府普遍向民间借贷。南宋初年的扬州，官库不仅空无一物，而且尚欠公私债务数以万计⑧，其中即包括私人债务。宋孝宗淳熙年间的四川，也是如此：“寻常四川钱粮未办，借贷于富家，候朝廷科至，即散还。”四川军用钱粮经常都是先借贷于当地富家，等到朝廷所科征的赋税到位后，方与归还。蜀帅郑损曾亲自出面向富户王珙借钱粮，并讨好地请他吃饭：“郑制置与富人王珙借钱粮，就请赴面饭。”⑨南宋地方财政极其困难，多有亏损积欠。如新淦县每年有2万余贯的亏空，地方官无奈，只有恳求上户预借，致使“县道之柄，从此倒持。豪强之家，得以控扼，请求关节，残害细民，苟有不从，便生论诉”⑩。地方富豪控扼着官府的财政命脉，自然要求得到更多的特权；而官府拿人家的手短，也不敢不听之任之，因此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。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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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，乾德元年二月甲申。
②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九八，嘉祐八年四月癸未。
③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四之二八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④刘挚：《忠肃集》卷一一《天章阁待制郭公墓志铭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。
⑤阮元：《两浙金石志》卷七《宋越州修城隍庙碑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本。
⑥许景衡：《横塘集》卷一一《乞应副两浙漕司札子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⑦黄淮、杨士奇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九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。“民债”。《宋史》卷一七九《食货志》下一作“民积”，不通。
⑧汪藻：《浮溪集》卷二五《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阁知潭州陈君墓志铭》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⑨无名氏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》前集卷一《见龙富贵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⑩黄幹：《勉斋集》卷二九《新淦申临江军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定年间，重庆府江源县发生火灾，上百家居民房屋被焚毁。知县马范“乃以元补授文书质于富民，得钱则使民各状其业，视费之高下，自二十千至百千，贷为本钱，期以半年责偿。小民欢呼感泣。未几，民庐皆复其旧。君又取所贷缗揭诸方，尽蠲之，民大过望，象而祠之。”①这是借贷救灾的事例。通过这些例子，可以看到两宋的“公债”很普遍，并且愈演愈烈。然而并无一定之规，制度化程度较低。
二
官方向民间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。宋仁宗时，宋祁曾专门向朝廷上书，提出一套强制借贷的理论和方法：
臣伏以摧豪强、惠小民，王者政教之美也。今天下力农之人，国家衣食取办，然赦恩未尝有一言及之。豪猾兼并之家，居物逐利，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，少者不减三五万，滞泉货使不流通，美食高枕，坐视朝廷财用之急，不肯以一分毫佐助公家。臣以为此奸猾之民，皆国家所宜禁切。陛下至仁，止令入粟与官，然所得至寡，不济国用。臣愚以为请自京师及天下应有物力人户，计直及钱一万以上者，官司明谕诏旨，许令百姓各指实自言有多少见钱及他物，实若干数目，先作簿抄上，然后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军钱，许于所在送纳，仍各逐家给付州县帖，开坐敕命，候将来边鄙罢兵日，并支还象牙、香药、茶盐，许百姓任便于京师外州清算。其所借到钱，于逐州县置彼处所出百货轻赍，入京付榷货务，减市贾收钱，仍别立库承贮，以备军须警急。如此，钱稍有次序。乞朝廷下诏，普减天下租税三分至一半以下，以明国家损豪强、优力农、称物平施之义。②
借贷的目的，一是短期效应，解救朝廷财用之急，以利国家；二是长期效应，摧抑豪强，平均财产，以利农民。有此“利国利民”的旗号，所以不惜采取高压手段：在普查的基础上登记财产，官方按各户财产的1／5借取，并要求自行到指定地点交纳。这已无疑于强制征发了。实际情况与此大致相同。如宋仁宗庆历元年，韩琦透露道：“臣近过邠、乾、泾、渭等州，所至人户，经臣有状，称为不任科率，乞行减放。内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十余家，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，哀诉求免。国用削弱，乃至于此!缘转运使计无所出。”③潘原县的丝绢行人每家被“配借”钱70贯，是一个不小的数目，已经难以承受，因而纷纷上诉哀求减免。当时在中央政府，也有强制借贷的行径：“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，至有强借豪民钱二十万贯”④；“故事，三司用未足，率假民以应卒”。宋英宗即位时，有的地方官甚至“立威将诛豪右，以竭私藏”⑤。不惜以杀人相威胁，已无疑于绑票了。宋神宗熙宁三年，韩琦又言：“朝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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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魏了翁：《鹤山集》卷七七《知江原县兼权通判成州马君墓志铭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②宋祁：《景文集》卷二八《乞损豪强优力农札子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③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三一，庆历元年二月丙戌。
④《欧阳修全集•；奏议集》卷九《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》，中国书店1986年版。
⑤《忠肃集》卷一二《宫苑使阁门通事舍人王公慕志铭》。
非泛用度，或不免就上等户强借钱物。百姓典卖田产物业，以供暴令。”①官方强借钱物的行径，致使民间不得不典卖田产物业，变成了一种暴力剥削方式。南宋初，两浙明州经过战火一片残破，钱物奇缺，又新来数千军队驻扎，地方无力供应，便向富户借贷，“物力钱自三十贯以上，借钱二十文省，实催到九万七千九百余贯”②，仍然是按户等摊派的性质。
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，而且弊端百出，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，有识之士多有指责。如宋仁宗时，三司曾借贷河中府龙门县富户钱，薛向上书指责道：“以百年全盛之天下，一方有警，即称贷于民，非义也。”③仁宗朝宋夏战争期间，朝廷曾打算向京师民间借钱应急，三司判官余良肱竭力阻止，另有大臣也持反对意见，朝廷只好取消了这一计划。④朝廷也是不轻易为之，有所限制。如天禧四年，河北州军向民间借钱购买军粮，宋真宗担心骚扰百姓，下诏制止，并指示：“如已假得钱，即时给还。所须军储，委转运司别为规画。”⑤要求转运司另想办法。宋仁宗时，蔡襄曾上书指出当时的四大急务及解决办法，其中第二条是“宽民力：莫若蠲赋税，均借贷，省配敛，赈流移，所谓发于国而藏于民也。”⑥所谓“均借贷”，就是希望官方借贷民间钱物时，最好分摊的面广一些。他没有要求不借或少借，那显然是做不到，足见借贷很普遍，问题相当严重。
三
既然是借贷，一般情况下应有抵押，要有契约限期偿还。据吕祖谦记载：“松阳学故有田，军兴调度急，吏质其田，而学废。”绍兴年间被用1200贯赎回。⑦可见当时由于调度军费紧急，地方官以松阳县的学田为抵押，筹借了大约1200贯钱。宋宁宗时，黄涣任诸暨县丞摄令事，当时官府没有任何经费，他只好“以告身质富民，得三十万，藉以流通”⑧。这是借贷300贯以充日常经费、以私人物品——官告为抵押的例子。
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，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，以及偿还的方式、名目。如宋神宗熙宁四年诏云：“宣抚司以军兴贷河东民钱，转运司速偿之。”⑨要求河东路宣抚司所借贷民间的钱，由转运司负责尽快偿还。朝廷督促偿还，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威信。宋徽宗宣和七年诏：“宰执及观察使、待制以上官，在京有物业者，仍令各进家财，以助国用，事平旋行给还；在京上户，愿进者听，优与官职。”⑩偿还支付的未必是原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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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四之二八。
②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五一，绍兴二年二月戊子，注引熊克《小历》。
③《宋史》卷三二八《薛向传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④《宋史》卷三三三《余良肱传》。
⑤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三九之九。
⑥《蔡襄集》卷二三《论东南事宜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。
⑦吕祖谦：《东莱集》卷一○《朝散潘公墓志铭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⑧程珌：《沼水集》卷一○《黄运幹墓志铭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⑨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一九，熙宁四年正月己酉。
⑩《李纲全集》卷四一《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》，岳麓书社2004年版。
钱物，通常以其他物品或职官代替。上文所说的“在京上户愿进者听，优与官职”，就是一种偿还的名目。宋仁宗庆历年间，因西夏战事，朝廷“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，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”①。这实际上已成了变相捐输的卖官形式之一。崇宁初，有巨商大贾六七人赴朝廷讨债，状词说：“章相公开边时及曾相公罢边时，共借讫三千七百万贯，至今未见朝廷支偿。”宋徽宗知道后很不高兴，说：“我国家欠少商贾钱债，久不偿还，怎不辱国?”时相蔡京派官员搜集诸司、库、务陈旧的库藏，和粗细香药、漆器、牙、锦等物品，高估其价格，以为偿还。那些商人不敢接受，提出先拿出少量的药货试卖，如果能卖出好价钱，才能领取。当时香药价格颇高，试卖的结果是“果得价数倍”。商人便欣然成交。不久等到商人再卖出时，价格大跌，仅能得到原价的1／10，但此时已是“无所伸诉其苦”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