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的并没有向着我预料的方向发展。杨琳的手机依然关机，家里电话也是无人接听。我不想放弃任何信息，在手机里翻查着陌生的短信和留言，希望从中找出一些线索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沮丧的将手机扔到了床上，又一头栽倒了下去，双眼瞪着屋顶的吊灯，心口如压着一块巨石，开始憋闷的冥想：“一个体型外表和我相同的男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监视记录里？那个时间又恰恰在我离开医院不久，并且故意留下了挑衅的表情；杨琳对我连续两次出现就没有一点奇怪？还有她的谎言；而护士说她那天没有上班，不了解实情，这也就无法证实那天在特护病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很明显杨琳的失踪是因为那个男子，而那个男子又是我，这些信息相互联系而又对立。虽然我脑袋受到轻微的振荡，但总不至于连自己做过什么也不知道吧！所以，一定是有人假扮成我的模样，骗走了杨琳，又出于什么目的嫁祸于我。”

　　带着这个猜测，突然我脑中一亮，如同触电般的从床上蹦到了镜子前，仔细的观察起自己的面孔。“那张脸如此的逼真，以至于连我都难以分辨。细想一下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因为我是公众人物，自己的行为外表很容易被造假者模仿，不过百密难免一疏。即使是常年生活在一起的孪生兄弟，也会在表情举止上有微妙的差异。何况这个模仿者，而这点不同也恰恰是对方无法掩盖的特征。并且这个人似乎对我的行踪比较了解，难道是我身边熟悉的某个人？如果不是，那么这个人也一定在暗处监视我的一举一动。说不定，他现在已经跟踪我到了附近。”想到这里，我连忙来到窗边，疑神疑鬼的躲在窗帘的后面窥探起楼下的行人。“这个楼宇的物业保安措施还是比较完备，住户进入大厅必须进行虹膜验证。

　　陌生人进入除了通过门禁视频电话外，还需要留下必要的信息。楼宇也有24小时的摄像监控，每个住户都可以通过小区频道在电视里看到多个区域的监视影像。我一直认为这里的安保措施做得很不人性，甚至有些变态，但这里确实是那些有钱人的理想的避难所（富人们常说中国的平民百姓‘仇富’，可看看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，也许他们要考虑的不是将自己包裹的多么严实，而是想想如何更好的回馈社会，做一个有良心和责任感的商人，企业家或者是政府要员。与其在矛盾中寻求避难，不如在和谐中享受内心的宁静。），现在轮到了自己，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。我一眼望下，看到的基本都是熟悉的面孔。”简直是大海捞针，想到这里我又转身来到了书桌前，用手指厌烦地敲打桌面。

　　“如何找出这个人的破绽？只是凭自己是很难分辨出这其中的不同。我的屋里有一面大镜子，不是因为自恋，而是工作的需要——对着它来规范我在屏幕前的动作，哪怕只是一个微笑。所以我对自己外表的了解就像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，只是有限的范围。要找出破绽，需要一个能真正了解自己的人。很自然我想到了母亲，平时无论如何掩饰，我情绪上的波动总也瞒不过她。虽然一直嘴硬，却不得不佩服。这种奇妙，也许是天下做儿女的心里都有的谜。”想到这儿我赶紧打电话给医院，几番周折后，终于找到了刚才的那位护士。我让她帮忙把那段有我出现的视频截取下来发到邮箱里。尽管这事儿违反规定让她觉得为难，但魅力所在（没有陈星的魅力大，玩笑），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。视频文件很大，还需要花一段时间。

　　就在我为自己迈出的第一步而暗自高兴的时候，桌面上王笑川的那本日志又给了我一个提示。“易容，李伟！难道是他？不会这么巧吧。”

　　我双手激动的翻开日志，找到“愚人节”的那天。印象中，里面提到过一段视频，对就是“DV REC2006031701。”如果能从中找出李伟的影像，就可以证实这个巧到极点的猜测。可是在收到的邮包里并没有光盘！难道是王笑川忘掉了？我继续翻看着日志，希望从中找出一点点线索。

　　“2006年4月4日 星期二 晴

　　今天我因临时需要去北京参加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，会上主要谈到国家最近的一些外交活动和政策。其中热点还是集中到了中日关系上，也谈到了一年前（2005年4月）的反日大游行。作为本职工作，会议的内容已经整理成稿子，交给了新闻部。这并没有什么特别，而引起我兴趣的是之后和一位同行闲聊时听到的故事——一个关于“饺子”的故事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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